華懋龔如心：一份四條遺囑、1,410億港元，二十七年官司
龔如心花了六年時間證明丈夫那份遺囑是真的，其間還一度被捕。之後她自己動筆寫下一份遺囑——手寫、沒有律師、一頁紙四條。她辭世十九年後，遺產仍由法院在2007年委任的管理人持有，她一手創辦的基金會被裁定不適合擔任受託人，她想設立的獎項至今沒有出現。
王德輝兩度遭綁架。第一次在1983年，妻子龔如心與他一同被擄，後獲釋去籌款，她支付7,500萬港元贖金把他贖回。第二次是1990年4月10日，綁匪索價6,000萬美元，收下約一半後即斷絕聯絡。他自此再未出現。此後十七年，龔如心獨力執掌華懋地產集團，把它做成香港最大的發展商之一。1999年9月22日，高等法院終於批准其父王廷歆宣誓其子已身故；兩天後，父親入稟申請一份1968年3月15日遺囑的遺產承辦，該遺囑把全部遺產留給他。龔如心拿出另一張紙：一份中文遺囑，日期為1990年3月12日——她說，那是王德輝墮馬受傷後自行出院的當天所簽，距他失蹤只有四星期。
判斷那張紙上是誰的簽名，用了十四個月內共172天審訊。2002年11月21日，楊振權法官裁定1990年遺囑屬偽造，判1968年遺囑獲得承辦，並命令龔如心以彌償基準支付85%訟費。三星期後，2002年12月12日，她在商業罪案調查科接受約二十小時問話後被捕，以500萬港元保釋。2004年6月28日，上訴法庭以多數駁回她的上訴。2005年9月16日，終審法院裁定上訴得直，撤銷下級法院命令，判1990年遺囑獲得承辦——理由是原審法官倒置了舉證責任，從一開始就把證據往對她不利的方向衡量。六年、一份文件；被法院形容為公認亞洲最富有的女性，其中三年是刑事嫌疑人。
而在那時，她早已寫好自己的遺囑。2002年7月28日——比楊官判決早四個月——龔如心以中文寫下遺囑，沒有律師，由妹妹協助。全文四條。第一條把全部財產留給華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即她與王德輝在1988年註冊成立的公司。第二條要求把基金會交由聯合國秘書長、中國國務院總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共同組成的管理機構監督，並要設立一個基金及一項具世界性意義、類似諾貝爾獎的中國人獎項。第三、四條處理集團經營，以及照顧王德輝的父母、兄弟姊妹及其子女，還有華懋集團的員工。她於2007年4月3日辭世。兩天前，她剛委任弟弟與兩位妹妹為基金會理事。
數月之內，風水師陳振聰拿出一份日期為2006年10月16日的遺囑，聲稱自己是全部遺產的唯一受益人。基金會在HCAP 8/2007入稟；經40天審訊，林文瀚法官於2010年2月2日裁定2006年文件屬偽造，並確認2002年遺囑有效。上訴法庭於2011年2月14日駁回陳振聰上訴，終審法院於2011年10月24日拒絕其上訴許可。2013年7月4日，陪審團裁定他偽造文件及行使虛假文書罪成，判囚12年；2015年10月30日上訴法庭拒絕其上訴許可。2021年8月13日，基金會就其未付的經評定訟費28,391,452.45港元取得對他的破產令。
那是第二場戰爭。第三場，是這四條條文究竟是什麼意思。2012年5月，律政司司長以慈善事務保護人身分請求法院解釋。2013年2月22日，潘兆初法官裁定基金會以受託人身分持有，而非所有人；上訴法庭於2014年4月11日同意；2015年5月18日，終審法院駁回基金會上訴——基金會須以受託人身分持有全部遺產，不能取得任何絕對贈與，並須由法院訂立管理方案。訂立方案又用了九年。2022年10月21日，barma法官（Barma JA）裁定基金會並非不可替代，就其獲委任附加償付能力條件與「適當人選」條件，並記下理由：基金會在2018及2019財政年度資不抵債，淨虧絀分別略逾4,600萬港元與逾5,000萬港元；龔如心辭世後的多項交易令華懋集團承受約16億港元的已發生及潛在損失；基金會更曾宣布要從它無權處分的遺產中捐出100億港元抗疫。他同時裁定，龔如心指名的兩位監督者——聯合國秘書長與國務院總理——不受香港司法管轄，不能獲邀出任。
法院於2024年5月16日批准管理方案，並於2024年11月21日委任一家專設公司「龔如心慈善管理有限公司」為受託人；三人組成的監督管理機構隨後產生，2025年3月28日公布受託人董事會名單——五位獨立人士與兩位現任政府官員。她與王德輝一手創辦的基金會不是她財富的受託人，監督者也不是她所選的人。遺產本身自2007年12月10日起一直由法院委任的臨時管理人管理，直至2026年2月高等法院頒下判決時仍然如此。遺產中所持集團股權按2020年12月帳面淨值計約為1,410億港元——按法院自己的比較，相當於香港賽馬會二十五年以上的慈善捐輸。而2018至2022五年間，華懋集團用於慈善用途的捐款合計約5,551萬港元。獎項沒有出現。2026年2月，基金會仍在法庭上，要求從遺產中取回舊日訟費，再度敗訴——申請被裁定為濫用司法程序，並須以彌償基準支付訟費。
龔如心的整套安排只有一份文件，而一份文件就是一個靶。它可以被指為偽造，可以被一張日期更晚的紙取代；即使兩關都過了，也可能被三級法院作出不同解釋，再由法院在九年後另訂方案補足。因為生前什麼都沒有落定，她留下的每一個問題，都只能在身後由訴訟回答：簽名是誰的、哪一份遺囑、字句是什麼意思、誰適合持有這筆錢。結果是可以量度的。辭世十九年後，遺產仍在法院2007年委任的管理人手中，她指名的監督者無法被傳召，她創辦的基金會被裁定不適合擔任受託人；而在一筆估值1,410億港元的遺產之上，集團五年間用於慈善用途的捐款約為5,551萬港元。
在世時就把財富移入信託，並把慈善寫成一份載明受託人與監督者的契據——這樣人走之後，就沒有哪一張紙值得別人去偽造。
一個在身體尚好時做出的動作，會改變身後的整個格局。創辦人在生前把經營集團移入一個新加坡信託，由持牌的專業受託人持有。從那天起，股權不再是她可以「留給」誰的東西，也不是任何人可以「爭取」的東西：它是信託財產。它不構成遺產的一部分，不必等待遺產承辦，任何在她身故後才出現的文件都碰不到它。慈善安排在同一段時間以契據而非願望的形式寫下——用途寫明，獎項連同名稱、本金與評選委員會一併界定，監督機構按職位與人選具名，而且是法院真的能夠委任的人，而不是紐約與北京那種沒有法官能夠傳召的職位。在新加坡，這樣的信託依《1994年慈善法令》登記，自第一天起即受慈善事務專員監管，高等法院的監督管轄權亦一直在背後。創辦人不需要法院在她走後十七年替她發明一套治理結構，因為她自己寫過一套，並且親眼看著它運作。
遺囑仍然存在，處理信託以外的剩餘財產，而它的簽立方式，就是要讓「真偽」永遠不成為戰場：由律師草擬並見證簽立，按《1838年遺囑法令》的要求在兩名同時在場的見證人面前於文末簽署，附上醫生當天出具的精神能力便箋，正本以註明日期的收據交由律師安全保管，另附一份簽署的意願書說明理由。限度要說清楚。這一切都無法阻止一個陌生人拿出一張紙——總會有人拿得出一份日期更晚的文件，陳振聰那份偽造遺囑照樣會被提出。結構改變的是偽造能夠碰到什麼：偽造的遺囑只能爭奪遺產，而到那時已幾乎沒有遺產可爭；也改變了爭議能撐多久：一份由專業人士草擬並見證、配有同期精神能力檔案與註明日期保管紀錄的遺囑，不會打成四十天的審訊，它只會是很短的一場。
創辦人 — 慈善事業在她生前已經運作、獎項已經撥款、受託人已經上工，她還來得及糾正——而不是留下四條條文，讓三級法院用十三年去解釋
慈善用途 — 從第一年起就有錢流出，由一個受慈善事務專員監管的登記信託執行——而不是一筆自2007年起由法院委任管理人持有的遺產
她指名的家人與員工 — 由受託人依契據支付的明確權益——而不是附在一份要打到終審法院才知道其意思的遺囑上的酌情期望
以上為反事實推演，並非建議：真實架構需要持牌專業人士與您家族的具體情況。
一張卡片讀完本案——長按儲存，或直接轉發。
如果你家的全部安排就是一份文件
下一個安靜的時刻，值得問一句：除了遺囑，還有什麼？如果答案是「沒有」，那麼一切——誰經營生意、誰獲得照顧、這筆家族的錢最終是為了什麼——都押在一張紙上；而這張紙會在你們一生中最糟的那一天被第一次讀出來，讀的人利益已經開始分歧。遺囑可以被指為偽造，可以被一份日期更晚的文件擊敗，也可能被讀成家裡沒有人想要的意思。生前把資產落定會改變什麼、專業受託人實際做些什麼、以及在有人提出爭議的那一天，一份妥善簽立的遺囑與一份意願書值多少：
父母辭世後有人拿出一份更晚的遺囑，會怎樣？
較晚的文件若有效，會撤銷較早的一份——於是爭議變成「它是不是真的」，並在公開法庭上就整筆遺產開打。陳振聰拿出一份日期2006年10月16日的遺囑，對抗龔如心2002年7月28日的遺囑；處理這件事用了林文瀚法官40天審訊、2010年2月2日的判決、上訴法庭2011年2月14日的裁定，以及終審法院2011年10月24日拒絕上訴許可，另加一場把他定罪的刑事審訊（2013年）。提出遺囑的一方負有證明責任。這正是生前把資產移入信託的意義：它們不再屬於遺產，任何日期更晚的遺囑都碰不到。
沒有律師、手寫的遺囑有效嗎？
可以有效。龔如心2002年的遺囑是自書的，以中文寫成，由妹妹協助，法院確認其有效。有效性不是問題，意思才是。她那四條條文，需要2012年5月開始的法律程序、2013年2月22日原訟法庭判決、2014年4月11日上訴法庭裁定與2015年5月18日終審法院判決，才決定基金會是以所有人還是受託人身分取得這筆錢；隨後又用了九年聆訊來確定由誰持有。在新加坡，《1838年遺囑法令》第6條要求立遺囑人在兩名同時在場的見證人面前於文末簽署，見證人再在立遺囑人面前簽署。達到這個門檻使遺囑有效；請專業人士草擬，才使它清楚。
一宗有爭議的遺產，實際要多久才處理得完？
比家族想像的久，而且延誤是以「資產被凍結的年數」而不是「文書往來的月數」計算。龔如心於2007年4月3日辭世；其遺產自2007年12月10日起由法院委任的臨時管理人管理，直到2026年2月高等法院頒下判決時仍在他們手中。她丈夫的遺產則從1999年拖到終審法院2005年9月16日的判決。2018至2022五年間——遺產在2020年12月按帳面淨值計估值1,410億港元——集團用於慈善用途的捐款約為5,551萬港元。被凍結的遺產不是被保存的遺產，而是一筆無法做它被留下來要做的事的遺產。
法院怎樣判斷一份遺囑是不是偽造？
慢、貴，並按民事的相對可能性標準，但會按欺詐指控所要求的說服力來適用。兩宗王家案件都取決於筆跡專家給出的、彼此對立卻同樣肯定的意見。關於王德輝1990年遺囑的審訊在十四個月內進行了172天；楊振權法官於2002年11月21日裁定屬偽造，上訴法庭2004年6月28日以多數同意，但終審法院於2005年9月16日推翻兩者，裁定原審法官實際上要求龔如心排除每一項可疑情況——終院指這個責任比刑事標準還要嚴苛。三級法院，就一個簽名，給出三種答案。任何以一張簽了名的紙作為唯一工具的安排，承受的就是這種風險。
把全部財產留給家族基金會，就能避免遺產之爭嗎？
不能——它可能製造另一場。龔如心把全部遺產留給華懋慈善基金，即她與丈夫1988年註冊成立的公司。終審法院2015年5月18日裁定基金會以受託人身分取得遺產，任何部分都不是絕對贈與，因此必須由法院訂立管理方案。2022年10月21日法院裁定基金會並非不可替代，附加償付能力與「適當人選」條件，並記下其2018及2019年資不抵債，且曾宣布要從它無權處分的遺產中捐出100億港元抗疫。2024年11月21日，改由新公司「龔如心慈善管理有限公司」出任受託人。遺囑中指名的基金會只是一個受益人；一個具名受託人、具名監督者的慈善信託，才是一個結構。
怎樣寫一份不容易被挑戰的遺囑？
讓「真偽」變得無趣，讓「能力」有據可查。請律師草擬並見證簽立；依《1838年遺囑法令》第6條，在兩名同時在場的獨立見證人面前於文末簽署，絕不讓受益人或其配偶作見證人。若年紀或病況日後可能被提出，就在當天取得醫生關於立遺囑能力的便箋。正本以註明日期的收據交由草擬的律師行安全保管，使來源成為紀錄而非記憶。隨附一份簽署的意願書說明理由。並且不要讓遺囑成為唯一的工具：最要緊的東西，應該早已放進你生前設立的信託，讓爭奪遺囑的戰火燒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