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的每月七万港元：信托守了二十二年，母亲把其中七年打成了官司

把它当作一个新加坡架构来推演，而且先讲诚实的那一半。新加坡会直接关掉母亲的其中一扇门。《继承（家庭赡养）法1966》（Inheritance (Family Provision) Act 1966）第3(1)条只允许一个很窄的范围向法院申请从遗产中取得赡养——在世配偶、未婚或因身心障碍无法自立的女儿、未成年的儿子，以及因身心障碍无法自立的儿子——而且必须是死者去世时以新加坡为居籍。父母不在这份名单上。也就是说，处境相同的母亲在新加坡根本没有家庭赡养的请求权；她唯一的路，正是覃美金实际走的那一条：攻击遗嘱与信托的有效性——那是最漫长、也最难赢的一条路。新加坡在这里少了一项请求权。它并没有消除这场争斗。

一份新加坡契约真正改变的，是「给她的东西」长什么样。她女儿的意思——终身固定月给、不给整笔、余额归慈善——完全可以写成权利而非裁量：在信托基金中为母亲设定一份载明金额的终身权益，委托人愿意的话还可以约定随物价调整；这是受托人欠她的、她可以主张的，而不是受托人「愿意的话可以给」的一笔钱。剩余受益人写进契约，指名道姓，而不是在契约里留白、再由一封随时可以重新斟酌的信来补。同时委任一位保护人，职责朴素得很：当她想问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问。在新加坡，信托期可长达100年；《受托人法1967》第90条可抵御外国的特留份主张——这在香港不是问题（香港本无特留份），但对我们在雅加达和台北的读者而言，恰恰是最要紧的问题；而且新加坡没有公开的信托登记册，家族的安排不会变成一份让传媒读上七年的案卷。

一条诚实的脚注，而且这条对我们不利。Karen信托是有效的。它在原讼法庭、上诉法庭，以及包括米理德勋爵（Lord Millett）在内的终审法院五位法官面前都站住了；遗嘱被认定为依法签立、立遗嘱时具备行为能力、并且知悉且认可其内容。梅艳芳的母亲被供养了二十二年零八个月——按本报的算法，约272期月付，以女儿定下的标准计约1,900万港元——正如她女儿所愿；而她比女儿多活了二十多年。世上没有任何一份契约能强迫继承人接受它。契约做不到、而当时也没有人代为去做的，是那场对话：用女儿自己的声音、趁女儿还在世时告诉母亲，那笔月给不是薄待，而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被爱着，也因为她的女儿真的算过她还能活多久。那个理由被写进了给信托主管的会后备忘。它本该写进一封给母亲的信。